G某行为败露后，A公司就G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缺乏准确判断，也曾聘请其他机构律师协助梳理、构建G某行为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框架，并以职务侵占罪等案由提起过刑事控告，但公安机关均未受理。为此A公司面临控告无路，巨额损失无法挽回的无力局面，在此状况下，何博律师接受委托。

1.重构犯罪行为模型，捋顺刑事控告逻辑

从实体上，律师帮助A公司详细梳理了全案证据，认为该案不能再以职务侵占罪提出控告，原因在于：G某虽然是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但其并非A公司具有相关业务直接决策权的管理层人员，不具备职务侵占罪主体需具备的较高的职权便利，即“占有、管理、支配”公司财物的权力。而G某虚构授权文件，以相关主体与A公司签订合同之名开展并不存在的业务合作，使得公司主要责任人员在陷入错误认识下批准并支付钱款，产生巨额财产损失，该行为特征则更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若以合同诈骗罪提出刑事控告，明显更加符合控告逻辑。因此，在律师建议下，A公司拟重新以合同诈骗罪提出刑事控告。

2.收集完善证据链条，突出非法占有目的

要认定G某实施合同诈骗，除了证明G某客观上具有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行为，还需要进一步证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才能提高控告成功率。为此，律师协助A公司多方面调查取证，并逐步收集到G某：一是以相同手段对另一家公司实施了类似行为的诈骗行为，此线索从G某行为次数上有力印证了其诈骗的主观目的和主观恶性；二是对外持续借贷，存在高额对外负债，此线索则从丧失还款能力的维度，对于推定其主观非法占有目的具有帮助。

3.详细撰写控告材料，强调事实证据定性

律师以上述证据为基础，协助A公司重新撰写了详实的报案材料，还原了G某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经过及钱款可能的去向，并结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按照证明目的和时间线条对全案证据进行重新分类，在报案书中逐一罗列，直击犯罪行为要点。

最终，报案书及相关法律意见经过多次与办案人员沟通、论证后被采纳，公安机关在立案后迅速对G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侦办及挽损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当前经济犯罪案件高发，警力有限，以及“防止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等政策的大背景下，刑事控告难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刑事律师，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利用专业能力攻坚克难，而不是寄希望于其他非专业渠道解决问题，在当前环境下，唯有专业是立身之本，攻坚之器。这其中，尤其要以专业能力准确判断案件性质为重中之重，定性准确才能精准施以控告。

2.用程序应对阻力

大部分经济犯罪案件在控告过程中都恐面临公安机关不予受理、不予立案等波折，尽管本案进展“顺利”，未使用在不予立案等情形下的救济途径，但刑事控告律师对于救济程序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在出现阻力时，要坚定信心，果断使用“12389”、检察院立案监督等维权途径，破解案件推进中的难题。

3.用经验完善细节

1）刑事律师要区分好刑事辩护和控告的不同逻辑以及身份差异，切忌“大包大揽”，重点是配合推动，而非主导案件，应多与办案民警沟通交流。

2）在撰写报案书上应有的放矢，相关法律意见既要深入，又能浅出，要让办案民警容易理解消化，轻松愉快接受案件信息。

3）提前做好报案演练，让报案人同时做好材料上和心态上的准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并且报案人对立案有信心，警察才会更有信心。

4）在选择罪名方面，针对案件存在此罪或彼罪、一罪或多罪情况下，究竟如何选择控告罪名，则应当根据客观事实、证据以及相关罪名被公安机关适用的可能性等作出最优选择。

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内部刑事风险已成为制约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障碍，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合同诈骗等犯罪频发，不仅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更冲击企业治理与商业信誉。在《刑法修正案（十二）》《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背景下，律师作为民营企业好帮手，在刑事控告中已成为打击犯罪与保护企业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