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上海浦东等六家基层检察院开展企业合规改革第一期试点工作。2021年4月，再次下发《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正式启动北京等十个省（直辖市）第二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开启我国企业合规建设新阶段。

检察机关对于办理的涉企刑事案件，在依法做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或者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等的同时，针对企业涉嫌具体犯罪，结合办案实际，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积极整改落实，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实现司法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加大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更好落实依法不捕、不诉、不提出判实刑量刑建议等司法政策，既给涉案企业以深刻警醒和教育，防范今后可能再发生违法犯罪，也给相关行业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样板和借鉴。在此基础上，为服务“六稳”“六保”，促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司运营存在几大法律风险：即决策法律风险，产品法律风险，组织法律风险，财务法律风险，合同法律风险，销售法律风险，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传播法律风险、岗位法律风险等。这几大法律风险中均包含有刑事法律风险，刑事法律风险是企业运行过程中最致命的法律风险，但往往受到忽视，刑事法律后果足以让一个企业瞬间瓦解，让企业家失去人身自由，案发后再提供法律服务已经难以满足公司的全部需求。

公司犯罪案件涉及的行业较为宽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犯罪高发的行业已经从制造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等传统行业，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等新兴行业转变，涉及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也呈现复杂化、隐蔽化的特点。

公司涉及刑事法律风险，企业家作为负责人追究刑责是大概率事件，据统计中国企业家犯罪平均年龄为国企40-59岁，民企30-59岁，职务集中在企业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监事、党群负责人、财务、技术、销售及其他核心业务负责人等人员，涉嫌罪名主要为，国企主要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贪污贿赂型犯罪，而民企犯罪类型较广，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挪用资金罪、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假冒注册商标罪、骗取贷款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污染环境罪、贷款诈骗罪等。

以往企业家将主要精力放在民商事法律风险的“合规”上，很少有企业家能够关注到企业治理中的“刑事合规”问题。当下，刑事合规已经是企业家治理企业、防止风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检察机关已经开展企业合规改革的情况下，律师也需要将法律服务前移，探索及创新刑事非诉业务及刑民交叉业务的范围和途径。

刑法有两项功能，即惩治犯罪和预防犯罪，“惩治犯罪”是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预防犯罪”可以发展为律师的刑事非诉工作。该刑事非诉工作涉及到三个服务层次：

1、事前：为公司及企业家提供刑法专业保障。

2、事中：解决公司及企业家在经济活动过程的刑事法律问题。

3、事后：为公司及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提供全方位的事后预诉准备。

随着社会大环境的不断变化，刑事非诉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范围：

（一）刑事合规业务

对企业以刑事法律的标准，识别、评估具体项目中可能存在的刑事风险，协助应对行政机关、执法机关的外部调查、问询，以预防和控制公司经营项目的法律风险。

（二）刑事应急服务业务

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高管等面临来自侦查机关的刑事追诉、来自公司的控告、商业对手的报案威胁等公司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提供的刑事应急法律服务。

（三）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业务

针对商标、专利、著作权和商业秘密，涉及的罪名有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著作权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等。

（四）企业反贿赂、反舞弊业务

反贿赂、反舞弊主要为反商业贿赂、贪污侵占、滥用职权、关联交易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等行为。

（五）刑事维权控告业务

接受企业委托，准备完备的报案材料，向司法机关揭露违法犯罪事实，维护企业利益，要求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行为。

（六）其它刑民交叉风险防控业务

协助企业建立预防犯罪的内控机制，将企业设立、决策，产品，组织，财务，合同，销售、知识产权、传播、岗位、企业终止等各运营环节中所可能面临的刑事、民事法律风险在制度上、规范上予以规制，以最小成本实现对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越多，刑事法律风险越高。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未来一定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业务也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