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早确定辩护方向，助力当事人最大利益

2018年《刑事诉讼法》全面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刑事诉讼制度，并且规定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可以获得最高百分之三十的量刑优惠，这使得刑事辩护从一开始就进入实质辩护状态。

这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案件委托后，须尽快通过会见及调查了解初步案件信息，及时作出案件罪与非罪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对抗或协商的辩护策略，为嫌疑人赢得最大的量刑优惠。当然有些案件可能无法得出明确结论，律师也应当指导嫌疑人在事实无争议或争议不大的情况下，无需纠缠法律问题，从而获得侦查机关对嫌疑人主动认罪认罚认定。这样的认定在审查起诉阶段与公诉机关进行量刑协商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在北京办理的一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中，在初次会见了解到受贿事实均为银行或微信转账，且数额巨大。虽然嫌疑人仍存侥幸心理，遮遮掩掩，但监察机关的调查进展极为迅速，在与嫌疑人及家属数次沟通后，确定认罪认罚并积极进行量刑协商的辩护方向。最终与公诉人达成量刑建议，量刑大幅减轻，超出预期，获得嫌疑人及家属的高度认可。如果不能根据案件情况及时指明辩护方向，这样的量刑优惠幅度是不可能达到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案件在一开始就和盘托出辩护观点，鉴于种种原因，真相可能并不是各方追求的目标。如果在这一点上相关各方不能形成共识，那么就要考虑何时适可而止，避免过早暴露观点。充分运用程序，在法庭上凝聚强大辩护力量，争取胜诉。

充分利用规则，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回报

2019年，上海某客户因与吉林某开发区进行合作，合作内容是双方共同注册公司，利用上海公司的销售渠道，推销吉林当地农产品。合作过程中因开发区某领导涉嫌犯罪被监察委立案调查，合作项目不了了之。但因某领导涉嫌犯罪，上海公司的数千万元被当地监察委冻结，并传唤上海公司负责人进行调查。

接受上海公司委托后，经评估，该案与上海公司并无关联。但法律规定监察委调查的案件律师是无法介入的，然而，如果任由调查指向某官员与上海公司的共同犯罪，不但涉刑事责任，被冻结的数千万元将无法追回，怎么办？虽然律师无法介入，但并不是说就无所作为。经过反复论证后，我们以委托人名义给监察委发了一份意见，附上相关证据，结果可想而知，石沉大海。随着调查的深入，数次提交意见，均不见回应。

但自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监察委并未再传唤上海公司，法律意见应该是起作用了。出于策略考虑，法律意见只论证不构成犯罪，并未要求解冻账号。经过一年多等待后，当地监察委把案件转交公安机关，理由是虽不构成职务犯罪共犯，但涉嫌虚假宣传，属公安管辖，公安启动侦查程序。有利的是，律师可以直接介入。

经研究我们确立了无罪辩护、吉林警方无管辖权的辩护方向。多次往返、沟通论证、据理力争，最后侦查机关全部认可律师观点，但如何找到三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成为最大难题。监察委交办的案件，公安能撤销吗？这时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提出，如果案件涉及虚假宣传，当事人住所地在上海，应当转交上海公安处理。至此，吉林警方丢掉了烫手山芋，上海警方不认为犯罪移送上海市场监管部门，罚款了事，皆大欢喜。由此看出，对有些案件，其解决之道需寻求法律内外切实可行之方案，绝非庭內之功。

高度关注案件程序，有所作为

2017年在河南办过一个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一个江苏客商冯某销售给河南某民政局床上用品，后民政局部分工作人员涉嫌贪污案发，且在当地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经媒体广泛传播。因冯某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无法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借用他人资质开票案涉其中，案件指控罪名变了三次，最终结果对冯某定罪免刑。

这个案子想强调的是重大时间节点的把握，争取到了最好结果。接受委托后，已经刑事拘留四周。经会见判断此案不构成犯罪，于是马上提出取保候审申请并设法争取到与办案人员见面沟通。也可能是因为北京律师，也可能是观点毋庸置疑，检察长亲自接待律师，此即为绝佳时机。经沟通，检察机关同意对嫌疑人取保候审，但因相关手续原因，称下周办理，此时距刑事辩护黄金救援期37天仅剩一周。辩护人和嫌疑人亲属说明交流情况，告知他们耐心等待嫌疑人出来。

因其他案件开庭，辩护人回到北京。但在开庭期间，忽然有个想法浮现眼前，在等待取保的一周内，检察机关会不会向上级提请逮捕？一旦批捕，再次取保难度极大，且对后续的无罪辩护带来巨大困难，前功尽弃。于是庭后马上订机票返回河南，周一早上九点，辩护人准时赶到上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处，区检察机关提请逮捕申请书赫然在目，好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好在及时发现并第一时间提出辩护意见，获得认可，不予批捕。嫌疑人在最后一刻走出看守所，为后续的无罪辩护奠定基础。

辩护要延伸到所有需要的地方

2019年，在北京某法院办理的一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案件讲述某国企改制后，部分职工认为改制过程中其合法权益未得到保护，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当时的法人并立案调查。此案历经三年之久，控辩双方针锋相对。该案无论事实证据，均表明这是一起因群体举报引发、错误追诉、被告人错误羁押的错案。但熟悉司法运作规律的律师都知道，此类案件无罪难度极大，也因此开庭后很长时间无法判决，后被告取保，案件中止审理。

正常情况下，律师参与庭审并提交书面辩护意见，似乎已经完成了辩护工作，但如果没有得到想要的正确结果，怎么办？其实，虽然表面的法庭审理工作已经结束，但内部的请示汇报程序却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刑辩律师都知道，对于重大敏感案件，决定案件结果的往往不是坐在审判席上的那几个人。那么，律师如何才能介入到这些看不见的内部流程，进而对案件结果施加影响呢？

在案件中止审理期间，辩护人给审判长、审判员再次提交书面法律意见，虽然无任何回应，但相信不会无任何意义。律师意见除了讲事实、证据、法律外，谈公平正义、理想情怀、错案追究等。中止审理意味着案件不易判决，内部的汇报程序可能会到达上级法院，因此，在可能影响裁判的所有地方，都应该能听到律师的声音。于是再次向有关部门提交律师意见。

在案件中止审理一年后，法庭电话通知开庭，当事人很紧张，虽然深信无罪，但此时还是感觉莫名恐慌。本人告诉他，给法官准备一面锦旗吧，他说为什么？我告诉他结果一定是无罪或检察机关撤诉。因为所有可能影响案件结果的工作，不会没有作用。果然，开庭五分钟，法庭宣布检察机关撤诉，本院同意。

上述案例是想说明，律师的辩护工作绝不仅仅是在法庭，为了案件的公正裁判，所有合法合理的办法都应该尝试。律师真正做到有效辩护，不是学历、名气、头衔，而是技术、勇气和责任心。

刑辩律师不应只读刑法、刑事诉讼法，还要学习兵法。